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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的生物经济与贵阳模式

目录
第一章 从生命科学到生物经济
第一节 生命科学及其发展历程
第二节  从生命科学到生物经济
第三节 我国的生物经济
第二章 生命科学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节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
第二节 生命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生物经济和循环经济
第三章 生物经济和贵阳模式
第一节 贵阳地区的人文地理
第二节 贵阳的史志概况
第三节 生物经济与贵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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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云贵高原及四川西南部，居住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朝气的民族，红色的土地养育了这个民族。在这片红土地上，这个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劳作与繁衍，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培育了“支格阿鲁”的英武、“阿诗玛”的悲壮和“妈妈的女儿”的勤劳与善良，锻铸了“阿细先基”中那种补天补地的英雄气魄。她，就是夷族。
    夷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四省区，共有人口700万多，人口居全国少数民族的第六位。目前，在中国西南地区有夷族自治州3个，自治县19个，还有若干民族乡。

　　夷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夷语支。夷族语言可分为六种方言，各方言区又可细分为若干次方言和土语。夷语北部方言主要流行于四川和云南的西部、北部夷族地区；东部方言主要流行于贵州西部、云南东部、东北部和广西西北部地区；南部方言主要流行于云南南部；东南部方言主要流行于云南东南部；西部方言主要流行于云南西部；中部方言主要流行于云南的中部地区。夷族语言的六种方言之间县有一定的差别，但其语音、语词和语法习惯等，仍有许多共同性。

　　夷族有自己的文字，史称“爨文”、“韪书”或“倮文”等，是一种音节文字。现留存有众多的夷文典籍和夷文金石铭刻等文献，是研究夷族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1975年，以夷语北部方言的圣乍话为基础方言，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制定了《夷文规范方案》，1980年8月1日，国务院批准《夷文规范方案》正式使用，由此至今，规范夷文在四川省境的夷族地区和云南夷语北部方言区得到普遍的推广，并由国家专职出版机构以规范夷文出版各类读物。目前，在四川夷族聚居区，从小学到高中，多采用夷文教材进行教学，有关大专院校也开设了夷文系科。

　　夷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其族源研究表明，夷族与古老的藏缅语族诸民族早在公元纪年以前，已形成了较大的人们共同体集团，在今川、滇横断山脉的河谷平原和山间盆地上生息繁衍；在中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以昆明、窄部、施牛夷、白狼夷、曳等部族所组成的“夷”系部族集团与今藏缅语族各民族，特别是夷语支诸民族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从汉末魏晋开始，“夷”系部族集团在与古老的“旗”系部族融合的基础上，开始了民族的分化或重组。夷民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始形成，亦即夷族古史传说中的六祖分支的时代。

　　唐宋时期是夷族先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分布于川、滇、黔三省毗连地区的乌蛮和云南洱海地区的乌蛮，其主要的部族成分是今夷民族的直接族源。公元8世纪30年代，再海地区蒙舍诏乌蛮建立了强大的南诏政权，进而统一了云南全境。南诏政权是以乌蛮为最高统治者，吸收白蛮（今白族先民）为其统治基础的多民族国家政权。在南诏统治的近200年的历史中，中国西南各民族，特别是夷族，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了长乏足的发展，夷族已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人们共同体集团。南诏灭亡后，在以白蛮为首所建主的大理政权的统治下，夷族乌蛮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在大理国内，夷族乌蛮“兹摩徒”部在滇东南建立了一个“自杞”政权；而在贵州西部和中部还有夷族所建立的“罗甸”和“罗施”政权。夷族所建立的这些政权，其内部首脑集世俗权力和宗教祭司为一身，在汉文史籍上被称之为“鬼主”。

　　元1253年，蒙古骑兵自川西分三路进攻大理， 路经夷族地区，使各地处于分散状况的夷族统一纳入蒙古帝国的统治之下，并以“罗罗”统称之。元朝建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自1263年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吕、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了夷族土司。明朝承袭元制，在其276年的统治时期，位于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夷族士司在地域上连成了一片，他们“有事则相援”，其内部的统治制度也基本相同，社会趋，民族文化日趋成熟。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对封闭和各土司之间频繁的战争，以及黑夷势纷崛起、民族纠纷急剧增多等原因，在士司统期，夷族地区的社会生产从原来的繁荣开始逐不前。

　　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夷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士归流”这一社会变革是与清王朝的血腥镇压和夷族人民的反抗相伴始终的，它给当时夷族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与此同时，流后，由于实行流官统治，派驻夷族地区的各在善后处理上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措施，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也由于打族长期以来的社会封闭状况，废除了土司对夷的世袭盘剥，不少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因此，改流后的夷族地区社会发展迅速，如东蒙等地，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已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而四川凉山等夷族地区，由于清政府的改士归流不力，其封闭的传统社会仍在延续，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1840年以后，夷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较著名的有1856年至1876年夷族首领李文学领导的云南哀牢山人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1895年云南金平、元阳等地夷族和哈尼族人民抗击法国侵略军的斗争；1903年云南个旧锡矿夷族矿王和周边农民掀起的反帝、反官僚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斗争，等等。

　　夷族及其先民在历史上有许多族称，汉唐之际有所谓“昆明”、“叟”、“夷”、“爨”、“乌蛮”、“卢鹿”等，宋代开始出现大量的以地名或部落支系名称为夷族族称的记载，有所谓罗婺、罗雄、乌撒、乌蒙等多种支系名称，元代则将夷族统一称之为“罗罗”。罗罗是一种总称，在明代还记载有白罗罗、黑罗罗、撤弥罗罗、阿者罗罗等。这些在罗罗之前缀加的称谓实际上多是不同支系夷族的自称或他称。逮及走近代，各地夷族不同支系的自称和他称多达数十种，主要的自称有：“诺苏濮”主要分布在四川凉山州及云南的宁蒗、华坪、永胜、永善等地；“纳苏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武定、禄劝、弥勒、昭通地区和贵州省的毕节地区；“迷撒拨、纳罗拨”，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巍山、凤庆、景东、云县、漾鼻等地；“罗罗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景东、云县、个旧、墨江、双柏等地；“撒尼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昆明、石林地区、泸西、弥勒等地；“聂苏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龙武、石屏、云龙、昌宁、双柏等地；“阿哲濮”，主要分布在云立南省的弥勒、易门、双柏等地；“阿细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弥勒、石林等地；“腊鲁濮”，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云县、普洱、新平、墨江、华坪等地；“黎拨”，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凤庆、华坪、永胜等地；“山苏、阿租拨”，分布于云南省的武定、新平、元江、峨山等地；“格濮、阿多濮”，分布于云南省的泸西、弥勒、师宗、鹤庆等地；“阿武、阿乌拨”，分布于云南省的弥勒、元阳、西畴、金平等县；“罗米”，分布于云南省的风庆、景东、墨江、普洱等地；“阿罗棋”，分布于云南省的武定、师宗和陆良等地；“撒摩都”，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的昆明市郊区；“泼哇、咋柯、颇罗”，分布于云南省东南部的文山、开远、砚山、马关、金平等地；地；“堂郎”，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县；“他鲁苏、拉乌苏、纳若、纳渣苏、六浔簿”，均分布于云南省的永胜县。

　　夷族在历史上尽管有许多自称和他称，但在历朝文献记载中多有统一的族称概括之，如自元代出现的“罗罗”族称，是夷族各支系所通用的、社会广泛承认的一种民族称谓，并一直沿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主后，根据夷族人民自己的意愿，其族名采用“夷”字，作为民族族称。

　　夷族传统的社会组织是以父系血缘为纽带所组成的社会集团，大、小凉山夷族的家支制度表现得最为典型。各家支均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家支名，家支中一般都有从共同的男性祖先开始而世代相连的父子连名系谱，作为查验个体成员家支归属关系的重要依据，一些家支的父子连名“姓氏”可追溯一二百世，二三千年。家支在夷族传统社会中具有组织管理社会、规范社会伦理道德、组织日常生产生活、对外结盟和战争等一系列的职能；家支内部事务由家支头人和家支议事会议处理解决。家支内部禁止通婚，本家支男女与外家支男女相互婚配，这种家支外婚制所形成的家支姻亲关系，俗称舅家。在对外战争中，姻亲家支往往相豆支持、相互配合，舅家是各家支主要的依靠力量。

　　夷族传统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也是其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按夷族历史传说，早在六祖分家后的十余代时（约纪元前后），夷族社会中已有兹、莫、毕、革、卓五种社会身份的分化。元明时期，夷族社会又发展形成了兹莫（世袭贵族、土司等）、诺伙（黑夷、特权阶层）、曲诺（白夷、百姓）、阿加（分居奴）、即西（家奴）五个等级。大约从清代开始，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夷族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等级制度逐渐走向了消亡。而在大、小凉山等地仍保持并沿续着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在凉山地区，许多黑夷家支联合起来反对最高等级兹莫，削弱了兹莫的政治势力，不少地区社会等级中仅剩下除兹莫外的四种等级。这种等级制度带有明显的血缘世袭的特点。各等级间贵贱分明，界线森严，不同等级间绝不能通婚，在日常丰礼仪和社会生活中，超越等级行事被视为大忌，要受到传统习惯法的严惩。夷族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一直沿续到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时被废除。

　　夷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其社会经济主要是以个体私有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云南、贵州、广西的大部分夷区已是一种封建制经济形式，地主土地由佃农承担租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的主要剥削手段。而凉山夷区则普遍采用劳役地租的形式，由诺伙或部分曲诺对其所占有的阿加、呷西进行人身剥削。

　　夷族传统的经济生产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类型，即畜牧、农业、采集渔猎、林木园艺均成为夷族不同的经济手段，只是根据不同地区的生产条件和生产传统，各有所偏重而己。传统的农作物主要有荞麦、玉米、稻谷、马铃薯及其他麦类和豆类等，生产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家庭副业有饲养禽畜、蜜蜂以及狩猎、捕鱼、编织、采集草药等，以补家用之不足。手工业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用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夷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古夷文的各种手抄本和木刻印刷本以及金石载体中，保存有大量的政治、军事、历史、天文、历算、地理、医药、文学、农牧科技等内容的资料，反映了夷民族历史上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夷族有着非常高超的手工工艺，其传统的工艺品有各种金银器皿和饰件的制作、衣饰刺绣、漆器制作及彩绘、毛料的手工纺织、各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优美乐器的制作等。其设计精巧，彩绘图案构图严密、绚丽多姿，极富艺术性，充分表现了夷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艺。

　　夷族居住常以家支或村寨为其居落单位，房屋形式在各地表现多样，有所谓平板顶板屋、闪片房、士掌房、三房一照壁等，广西和云南东南部夷区则住一种“干栏”式住宅。夷族聚居的村寨由父系小家庭组成。婚姻形态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各地在1949年以前不同程度地保留有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转房婚等婚姻习俗。夷族的丧葬形式在历史上主要是火葬，四川凉山和云南沿金沙江一带的夷族至今仍行此俗，而云南、贵州、广西大部分夷区自明、清以来已逐渐改行土葬。夷族的传统节日有火把节、夷历年、密枝节、插花节等。在节日期间，各地夷族要举行各种传统的歌舞游艺活动，其中著名到歌舞有“踏歌”、“阿细跳月”等；著名的游艺活动有斗牛、摔跤、赛马、磨秋等。夷族的服饰多姿多彩，各地服饰的款式、花色、工艺及穿着习惯等均有其地域特色。

　　夷族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具体表现在夷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本民族的祭司--“毕摩”和实施巫术的巫师--“苏尼”，并流行多宗拜祖先宗拜。在一些夷族地区还流行道教和佛教，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在少数夷区流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夷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产党领导下，夷族地区从1951年至1957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废除了剥削制度，人民政府在广大夷族地区积极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大力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从1951年5月至今，先后在夷族聚居区建立了四川凉山、云南楚雄两个夷族自治州及云南红河哈尼族夷族自治州；另建立有云南峨山、南涧、宁蒗、路南(现改名石林)、漾澳、景东6个夷族自治县和四川峨边、马边两个夷族自治县，在夷族和其他民族杂居的地区，建立了云南巍山夷族回族自治县、江城哈尼族夷族自治县、新平夷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哈尼族夷族傣族自治县、寻甸回族夷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夷族自治县、普再哈尼族夷族自治县、禄劝夷族苗族自治县、镇源夷族哈尼族拉枯族自治县、贵州威宁夷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夷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改革开放使夷区传统的以种养殖业为主的单一的经济结构向复合型经济结构发展，夷族地区的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目前已初具规模，奠定了现代工业的基础。钢铁、建材、电力、有色金属冶炼、皮毛加工、丝绸、卷烟、制糖、造纸、原煤等己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规模，轻工业产品如卷烟、食糖等已成为夷族地区的支柱产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夷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设施建设，20世纪70年代贯通的成昆铁路连接了凉山和楚雄两个夷族自治州的大片地区，使过去交通封闭的夷族社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新近建成的南昆铁路将极大地促进广西西部和云南东南部地区包括夷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公路建设也取得极大的成绩，各夷族自治县均有公路与全国公路网相连，不少乡级地方也有公路相通。凉山州首府西昌的机场经过改建己能降落大型客机，昆明经楚雄至大理的铁路正在施工之中，竣工后将进一步改善楚雄及滇西地区夷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的交通条件。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夷族地区的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族教育体系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三个夷族自治州都建立健全了各类基础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教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夷族的科技文化和艺术人才。在基础教育中广泛采用夷语文和汉语文的双语教学，促进了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普及和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广大夷区建立了设备完善的州级医院、县级医院，区乡一级也有卫生所，改变了过去有病只求巫医的状况。夷族传统的医药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整理和提高，出版了一批极有价值的夷医药学的专著。夷族传统的歌舞艺术经过提炼加工，已成为我国民族歌舞园地的一朵奇酶，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喜爱。

　　总之，夷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追求日趋丰富，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整合，塑造了夷民族一种新型的更具民族特性和现代竞争活力的复合文化。夷族人民以自己饱满的热情和进取精神迈向了21世纪。